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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锋亮(1977-),男，江西南昌人，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冯泰然(1998-),男，北京人，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摘要:2025年5月16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25年度会议暨研究型大学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论坛在厦门召开。本次会议以“研究型大学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为主题，围绕“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型大学建设”“研究生高质量培养”“产教融合赋能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研究生就业”等六个方面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与交流。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在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背景下，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对提升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具有重大意义；要持续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强化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同时，要注重通过产教融合提升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研究生高质量就业。

　　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发展研究”(22JYA003)。

　　2025年5月16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研教委”)2025年度会议在厦门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员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研究生教育研究》编辑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省高等教育研究院承办。来自近200所高校与机构的600多位专家学者线下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近8000人线上参会。

　　会议围绕“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型大学建设”“研究生高质量培养”“产教融合赋能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研究生就业”等方面设置主旨报告、专题报告和分论坛报告，参会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讨论。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于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规模结构更加优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服务需求贡献卓著、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体系。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1]。建成研究生教育强国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未来十年的重要目标，从事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工作者为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提出了建议，包括构建自强卓越研究生教育体系、涵育一流学科生态、构建产教融合培养体系、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构建完善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机制等[2]。

　　研究生教育不仅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支撑国家战略发展的基石，更是建设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和文化强国的重要结合点[3]。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军教授认为，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需要“四梁八柱”的支持，“四梁”即党的全面领导、完善的体制机制、完整的培养体系、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八柱”即协同推进的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大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高效的三级管理体系、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学科齐全且结构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100所世界一流大学、1000个世界优势学科。王战军还指出，可以从建设研究生教育区域高地、完善中国特色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构建研究生教育发展保障体系三个方面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

　　民办高校同样是建成研究生教育强国的重要力量，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兼民办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原主任王立生介绍了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情况以及民办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提出了推动民办高校研究生教育融入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大局的建议举措。王立生指出，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现在已经渐趋成熟，研究生教育规模近年来有所扩张，研究生教育结构有一定改善。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民办高校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的比例较低，且获得授权的硕士点主要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他建议民办高校优化师资结构、积极承担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任务，同时加强和公立高校的沟通；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学者也应关注民办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注重相关理论的研究。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教授指出了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新目标，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总规模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其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上升为主要目标。实现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改革课程教学，提高其质量。别敦荣指出，研究生课程教学包含三个一般目标，分别是：知识目标、人本目标和社会目标。在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产生了新的目标，分别是：准确定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功能，完善分类培养目标；加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造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加强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培养；强化区域和地方导向，助力研究生教育扎根地方；完善人工智能能力与素质要求，全面赋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

　　大学的评价机制能够引导大学的建设，因此，其评价体系是教育主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建立完善的研究型大学评估机制可以有效激励研究型大学高质量发展[4]。

　　“双一流”高校是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的主力军。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刘惠琴研究员围绕研究型大学评价标准、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分享了如何建设符合教育强国“六力特质”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刘惠琴指出，我国研究型大学评价标准应具有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能够反映高校的“思政引领力”“民生保障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社会协同力”和“国际影响力”。关于如何构建“双一流”大学的评价体系，刘惠琴及其研究团队基于135份访谈文本与问卷材料，总结了高校领导对优化“双一流”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意见与建议，包括：加入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产权贡献指标、加入跨学科研究成果评价指标、加入新发展理念等隐性指标，强化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开发大数据自动采集功能等。

　　“双一流”高校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耿有权研究员指出，“双一流”高校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镇，培养了全国50%的硕士生和80%的博士生，如果“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富有成效，将会对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强大助力。“双一流”大学在建设过程中首先要追求止于至善，而后要追求至真，力争达到至美的境界。“至真”代表大学追求创新的科学精神，“至美”代表大学坚持自主性，采取开放学习的态度。耿有权希望，未来“双一流”高校可以自信展示中国人道德之美、中国科学之美、中华美学之美，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李均教授结合哈尔滨工业大学探索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分享了关于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系重构和战略选择的思考。李均指出，近年来研究生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包括扩大博士生招生数量、吸引来自重点院校的学生、加强与企事业单位合作、提供更多的博士生访学机会并加大资金支持、建设研究生导师发展中心、筹建全国研究生导师发展共同体、建立导师分类评聘机制、优化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落实导师停招限招政策等。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张乐平研究员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角度分析了建设研究型大学的举措。张乐平及其研究团队对20位毕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了访谈，根据访谈结果，他指出，专业实践的开展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养成需要把握三个逻辑，分别是作为社会行动的结构化逻辑、作为专业行动的社会化逻辑、作为创新行动的协同化逻辑。他还指出，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尤其要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核心素养，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操作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永红教授指出，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体现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创新创造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为了提升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必须对博士生的知识体系进行重构，这需要三类平台的支持，分别是：载体平台层、主体关系层和客体资源层。载体平台层主要指博士生在科研、学习和生活中对知识、信息及技术等资源进行传递、交换和整合时所依托的组织机构。主体关系层主要指博士生在科研、学习过程中对知识、信息及技术等资源进行传递、交换和整合时所依托的人际关系。客体资源层则代表着博士生在科研和学习场域内传递、交换的学科专业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这些专业知识、信息和技术是博士生传递、交换的客观对象。她基于上述思考，提出了提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建议，包括提升博士生的项目参与度、构建博士生知识交流平台等。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彭湃副教授指出，目前我国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普遍低于对导师科研指导的满意度，但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并没有提出使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有意义的路径。为了分析研究生课程的价值所在，他对7所理工科研究型大学的29名工科硕士研究生进行了访谈，并要求受访者详细介绍一门对自己非常有用或基本无用的课程。根据访谈结果，他发现课程感知价值包含知识习得、知识生产、学习心理和职业社会化四个维度，并受学生个体的学习要素、课程整体的设计要素、课程教学的实施要素影响。该研究结果对我国改善研究生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论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陈斌副教授指出，当前我国专业学位博士生规模持续扩大，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分类培养、分类评价，但因其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存在标准模糊、主体单一、培养导向过度学术化等问题，不能准确评估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创新能力。这种困境是“结果导向”的评价理念、“效率至上”的评价标准、“单一简化”的评价方式造成的。他指出，为了解决专业学位博士生创新能力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高校应该重塑评价内核，关注创新能力多维内涵；优化评价生态，推动多元主体协同联动；转变评价逻辑，实现动态化与多样化融合。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祝爱武教授分享了她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改革策略的思考，她指出，研究生教育评估应该采取多维视角，包括质量保障视角、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系统论与组织视角。她还指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应秉承学术保障为本原则、公共责任原则和生态文明原则；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以牺牲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环境、浪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资源为代价换取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一时的改革效果。最后，她认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评估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模式、完善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结构、激发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发展的内生动力、优化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的作用机制。

　　陕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北工业大学肖敏副研究员基于评价驱动的视角，对研究生数学应用能力提升机制进行了研究。肖敏指出，研究生数学教育的重点之一是应用，为了探索研究生数学学习策略，肖敏及其研究团队对18名研究生进行了深度访谈，根据访谈结果，她建议提升研究生数学能力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研究生数学教学评价机制应实现结构化评价，并与科研能力高度关联；该机制应能真实反映学生的数学应用与创新能力，不仅达到高标准要求，而且与高强度的科研活动紧密衔接。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包含压力传导机制、标准设定机制、重塑反馈机制的系统化教学模式，切实提升研究生数学应用能力。

　　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云南大学教育学院董云川研究员分享了他关于博士论文盲审机制的思考。董云川认为盲审机制存在以下优势：有助于专家进行自主评判，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有效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与制度化建设；促进基于评审数据的质量监测与效果反馈。与此同时，他认为，盲审机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评审意见不够明确、缺少对学术命题本身的辨析质疑、不同学术范式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评判标准差异显著、存在难以避免的误判风险。基于上述思考，他建议在博士论文评审过程中既不能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亦不能粗暴地一票否决、更不能随意地追责导师、学科点及培养单位。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李永刚副教授就交叉学科研究的类型特征、评价挑战与应对方略开展了研究。他认为，交叉学科研究的评价面临以下挑战：类型差异导致评价重点的分歧、评价主体的差异化需求、评价内容与标准的冲突、差异化类型与同一性评价机制的冲突。为应对这些挑战，他提出，应构建全流程评价监测体系、组建高匹配度的交叉学科评价团队、研制差异化的交叉学科评价内容、建立弹性包容的交叉学科评审机制。

　　研究生项目制培养是近年来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该培养模式可以使研究生紧密贴合产业需求，鼓励其结合项目进行实践，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包水梅教授分享了她对我国博士生项目制培养的思考。博士生项目制培养是指运用项目制管理工具，面向特定目标或依托特定项目培养博士的新模式。包水梅指出，博士生项目制培养应严格把关项目授权和生源选拔。这一培养模式有助于发掘高精尖紧缺人才、推动前沿科技领域突破创新。她还指出，在培养的过程中，要平衡好项目目标与博士生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要兼顾人才培养的长期性与系统性要求，既要为优秀博士生提供项目资源上的倾斜，也要关注博士生教育的均衡发展，既要尊重项目分配方对项目的主导作用，也要提升高校自主发展的活力。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高耀教授分享了关于依托项目对博士生论文质量影响的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依托项目的博士生论文质量更高，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对论文质量的正向效果最为显著，不同学科的项目培养模式对博士生论文质量的正向影响存在差异，即在应用学科中显著，但在基础学科中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他指出，“有组织科研”具有学科适用边界，基于兴趣、好奇的自由探索，同样是提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博士生培养中，应避免制定统一、刚性的政策，须尊重不同学科学术研究的规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曲玥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校企联合工程项目如何驱动工程博士的创新能力发展进行了研究。根据分析结果，曲玥指出，工程博士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良好的项目制度支持；项目制博士受到高校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指导，有助于工程博士实现学术与实践的整合；项目制提供的专项经费与制度支持，为工程博士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信息资源。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7年12月发布了关于产教融合的专门性文件，即《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6],产教融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可以推动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结合[7]。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徐岚教授聚焦科技小院的乡村振兴路径，分析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她分析了科技小院技术清单的功能，该清单将学生的科研工作与当下农业生产需求紧密结合，使农科类研究生在行业导师的指导下，提升了解决农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行业导师还可以培养研究生对学科的认同感，使其真正热爱研究。她进一步指出，在培养研究生解决科研问题的同时，还应增强其毕业后在基层工作的意愿，从而为我国农业生产做出更多贡献。

　　近年来，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数占研究生总人数的比例已超过60%,未来仍呈上升趋势，因此，如何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这一问题，应引起高校及教育主管部门重视。临沂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助理张伟副教授分享了他关于产教融合视域下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思考。鉴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解决企业在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他建议高校应增加产教融合政策精准供给，提供多元化、精准化的配套政策支持，强化发展性协作，调适协同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偏差，遵循专业实践的内在逻辑，兼顾专业学位培养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崔军教授从“三链融合”的视角审视了卓越工程师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他指出，当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三链”(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协同与动态交互有助于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三链融合”是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人才培养的关键举措，对卓越工程师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价值。他结合案例提出了提升卓越工程师创新创业能力的建议，包括创新课程模式、建立技术转移平台、制定外部资源导向的成果评价体系等。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爱彬研究员结合中国矿业大学的实例分享了产教深度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探索与实践。他指出，行业特色高校的定位由其办学属性决定，这种属性使高校在培养卓越工程师等高端人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矿业大学在探索培养卓越工程师的路径上做了诸多尝试，例如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开设集萃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该项目充分利用中国矿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科教资源及合作企业的产业创新资源，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

　　2023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融通创新”[8]。现有研究指出，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在人才选拔、培养方案、教材建设、培养机制、学术评价和导师队伍方面存在差异，应该避免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同化[9]。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培养与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教育研究院郭建鹏教授结合厦门大学的实践分享了研究生分类培养的策略。他指出，在研究生教育阶段，高校应该分类培养学术型创新人才和应用型创新人才，根据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特点制定培养计划。他分享了厦门大学分类培养研究生的一些具体举措，包括与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培养税务法学硕士以及与国内外8所高校设立经济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联合硕士项目等。

　　沈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马明月教授分享了关于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思考。她指出，当前我国需要加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健康挑战，保障全民健康。但是公共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和学术学位硕士生的培养模式高度相似，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升公共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的实践能力是医学教育工作者高度关注的话题。她建议，高校建立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在培养过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建立联合培养基地和双导师模式、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有效提升公共卫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叶贝的研究发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有助于提升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强调建立“人才—知识—技术—产业”的转化路径，学术型研究生聚焦基础理论突破，助力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专业型研究生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二者共同为提升新质生产力做出贡献。

　　近年来，如何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一直是政府部门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产生焦虑情绪[10],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担心未能从事和自身学历匹配的工作。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陆根书教授就研究生教育错配现象展开了研究。他使用“陕西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跟踪调查”中2022届毕业研究生的数据，分析了研究生教育错配对研究生收入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他指出，教育错配对研究生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促进毕业研究生更高质量就业，需要关注并尽量避免其教育与技能错配问题。

　　有研究显示，全球博士生就业去向日趋多元化，学术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而非学术劳动力市场则呈现扩大博士毕业生招聘需求的趋势[11]。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罗英姿教授的报告聚焦于国外博士生教育变革的理念、路径与趋势。为应对博士就业多元化趋势，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都对本国的博士项目进行了改革。美国推出了“新一代博士计划”和“BEST计划”(科研训练经历拓展计划);欧洲一些国家强调培养可迁移能力、推进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博士生；日本在博士生培养中强调博士生多元化职业能力的培养。基于上述国际经验，她建议在未来的博士生培养过程中需要注重产教融合，并支持博士生多元化职业发展。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沛副教授使用引力模型分析了博士毕业生空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他指出，经济水平、生活压力、生态环境、教育资源、医疗保障等区域性因素影响博士毕业生的学术就业流动。相比于就业地区，就学地区更能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去向。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区域发展因素比院校声誉因素对博士毕业生空间流动的影响更大。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许丹东副教授基于公开网络文本数据分析了博士生到企业就业意愿低的四个原因：企业对博士的吸引力较弱、企业对博士的吸纳能力有限、学术经历和传统职业观念对博士选择企业就业的消极影响、支持博士到企业就业的决策理论缺失。他建议博士生培养单位应进一步帮助博士生积累企业经验、加强对博士生的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国家则需要进一步激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并为在企业就业的博士提供更好的发展保障。

　　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是我国当下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充分结合研究生教育领域学者的理论思考与自身的实践特点，推动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各研究型大学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应制定完善、有效的研究生教育评价机制，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应探索采用项目制、产教融合模式，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促进研究生高质量就业。

　　我国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始终以促进研究生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学将持续推动研究生教育理论创新，不断赋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